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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阿春，这跟你会否上那个有钱同学的家没有半点关係。就算你每晚会回来，也不需要妈妈再给你做饭和照顾你。你已经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再者，下一年你就要上大学了，虽然可以向政府借钱交学费，但是政府的钱要到大一的学期中才发下来，也就是说开学时、首期的学费要我们自己先交。现在我们每个月只能储那一千元，要到什么时候才储够首期学费?如果妈多做几小时，每个月就有七、八千元的薪金了。这是为了你的前途啊。阿春，你是个会读书的孩子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到时妈就指望你养我了，所以你一定得上大学。」

林春明白自己的角色。以他现在的能力，没办法令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兼顾学业，而又再去找兼职。他只能将书读通，然后去考公开试，拿一张大学入场劵。入大学再读三年，才能真真正正出去找工作。

而且，现在香港的大学生太多、太滥，东西一多起来，就变得贱了。就好像中国，因为老毛一句「人多好办事」而变成十三亿的庞大人口，人命就变得那么轻贱。在一场大飢荒中死去了三千六百万的人，过后政府指这只是「困难时期」，但林春很清醒，每逢答题时，别的考生总是将1959至1961称为「三年困难时期」而已，他偏要直写「这是一场夺去三千六百万条人命的三年大飢荒」，他觉得只有后人不断书写这一句句子，当年那些枉死的人才会得到真正的安息。

到了现今的时代，人命只有愈来愈贱。政府为了掛着自己的面子，寧愿牺牲更多的人命，也不去道一句歉。他们捉走数不清的维权人士，折磨他们以及他们身边的人。奸商无耻地不对结石宝宝的家人作出合理赔偿，那些小婴儿的生命与前途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无可能再收回来。

以前在农村，贫穷的父母生了女儿的话，可能会将之扼死，只要男丁。以至现在的一孩政策、对说真话的人诸多迫害，这不是一脉相承吗?

在香港，大学生也变得一文不值了。我们有八所大学，每家大学年年都有大量学生投入市场，他们找不到工作，起薪点连一万元也没有。八十后青年是香港人之中接受教育最多的一群，但他们同时是在工作上、待遇最差的一群。因为市场太窄，只能够在地產霸权和大公司的巨灵之掌下谋食，压得大家没有一点思考的空间。创意工业?做文学?做文化人?做一些小小的手工业?

那只是在做梦而已。

现在的香港就好像一个很大、很大的杂锦锅。在锅下燃烧着熊熊烈火，那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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