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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妃复替京疏通，淡淡数语，又挽回了五六分。于是居中从容入奏道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一切建树，统是学校礼乐、居养安济等法，上足利国，下足裕民，有甚么逆天背人，反要更张，且加威谴呢？”徽宗霁颜道：“卿言亦是。”居中乃退，出语礼部侍郎刘正夫。正夫也即请对，语与居中适合。徽宗遂疑及赵、刘，复欲用京。最后便是余、石两御史联衔劾逵，说他：“专恣反覆，陵蔑同列，引用邪党。”一道催命符，竟将刘逵驱逐，出知亳州。赵挺之亦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祐神观使。再授蔡京尚书左仆射，兼门下侍郎。京请下诏改元，再行绍述。乃以崇宁六年改为大观元年，所有崇宁诸法继续施行。吴居厚与赵、刘同事，不能救正，亦连坐罢职。用何执中为中书侍郎，邓洵武、梁子美为尚书左右丞，三人俱系京党，自不消说。

郑居中因蔡京复相多出己力，遂望京报德。京也替他打算，得任同知枢密院事。偏内侍黄经臣与居中有嫌，密告郑贵妃，谓：“本朝外戚，从未预政，应以亲嫌为辞，藉彰美德。”黄经臣想未得赂，故有此语。郑贵妃时已贵重，不必倚赖居中，且想借此一请，更增主眷，也是良法，遂依经臣言谏阻。徽宗竟收回成命，改任居中为太乙宫使。居中再托京斡旋，京为上言：“枢府掌兵，非三省执政，不必避亲。”政权不应畀外戚，兵权反可轻畀么？疏入不报。居中反疑京援己不力，遂有怨言。京也无可如何，只好装着不闻。徽宗恐不从京言，致忤京意，乃将京所爱宠的私人擢为龙图阁学士，兼官侍读。正是：

权奸计博君王宠，子弟同侪清要班。

究竟何人得邀擢用，且看下回便知。

人主之大患，曰喜谀，曰好侈，曰渔色，徽宗兼而有之。因喜谀而相蔡京，因好侈而用朱勔，因渔色而宠郑贵妃。蔡京，大憝也，朱勔，小丑也，郑贵妃虽有端谨之称，然观其援引蔡京，倚庇郑居中，亲信黄经臣，均无非为固宠起见。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宣圣岂欺我哉？赵挺之、刘逵未尝不与邪党为缘，第争权夺利，致与京成嫌隙，崇宁诸法之暂罢，岂其本心，不过借此以倾京耳。然京之邪尤甚于赵、刘，倏伏倏起，一进一退，爵禄为若辈播弄之具，国事能不大坏耶？而原其祸始，徽宗实尸之。徽宗若果贤明，宁有此事？读此回窃不禁为之三叹曰：“为君难！”

第五十一回巧排挤毒死辅臣，喜招徕载归异族

却说徽宗再相蔡京，复用京私亲为龙图阁学士，兼官侍读。看官道是何人？乃是京长子蔡攸。攸在元符中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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